酒精和毒品的历史演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图/阿瑶说史
文/阿瑶说史
尽管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评论和反思多集中在其军事与政治影响上，然而，这场战争对全球毒品与酒精管制制度的塑造同样至关重要。特别是，它为现代国际毒品管控体系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而这种管制模式至今仍在发挥作用。除此之外，战争也为酒精的管理设立了长效的模型，这些模型在某些国家延续至今。
本文将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促使毒品与酒精的管制发生了深远的变化。
展开剩余90%战前的毒品管制探索
虽然国际毒品管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引发了讨论，但全球统一的管制体系在当时显得遥不可及。20世纪初，美国基于道德上的考虑及其在远东的战略利益，提出了全球毒品管制的倡议。美国人认为，通过禁止鸦片消费，可以帮助中国摆脱鸦片的沉迷，从而实现“教化”与皈依。
美国的这一立场得到了部分传教士和国务院的支持，他们的目光也转向了印度支那的鸦片贸易，而英国外交部的相关官员则为制止这一贸易做出了努力。1909年，上海举行的国际会议将焦点主要集中在远东地区，尽管随后，管制议题的范围逐渐扩大至全球。尤其是在英国外交部的推动下，东南亚的鸦片、吗啡和可卡因走私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美国则把这一问题作为国际管制议程的核心内容。
1912年，《海牙公约》正式出台，成为扩大全球管制的关键性文件。该公约规定，鸦片、吗啡和可卡因等物质的使用应仅限于合法医疗用途。这一决定对未来国际毒品管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早期的调研如1895年设立的印度皇家鸦片委员会指出，医疗用途与非医疗用途之间的界限难以划分。此外，关于毒品管制的讨论也面临更多复杂性。德国政府拒绝加入《公约》，认为该公约将损害德国的可卡因工业，并坚持要求《海牙公约》必须经过所有34个国家的批准才能生效。因此，公约的实施具有了“要么全部要么全部”的特点。
战争带来的管制变革
1914年，战争爆发前，尽管已有8个国家批准了相关公约，但在英国，战前关于药品管制的讨论较为松散，主要关注扩展现有药品销售管制并限制医生的处方权。然而，战争的爆发迅速改变了这一局面，尤其是在英国，内政部被赋予了更核心的职责，提出了一系列严格的管制措施。
毒品走私问题暴露了国际管制合作的必要性。英国作为世界主要的吗啡生产国，其出口的鸦片通过日本转运至中国。为防止走私，英国内政部实施了严格的进出口证明制度，确保所有出境物资具有合法目的。除了吗啡外，战时可卡因的使用也在某些国家得到扩展，尤其是有证据显示，战斗中的士兵也可能滥用这些物质，影响了军队的作战能力。
在英国，首次出现了所谓的“毒品恐慌”，这一现象最初出现在福克斯通，主要涉及向驻扎在此的加拿大士兵销售毒品。接着，伦敦西区成为了关注的焦点，民众担心性工作者和其他人也向士兵提供毒品。尽管政府尝试通过立法加以干预，但现有的制药法无法有效遏制这一交易。公众恐慌情绪在媒体的渲染下加剧，甚至有报道指出，可卡因正在让数百名女性“发疯”，并警告说，若不控制毒品流通，可能会使成千上万的士兵陷入疯狂。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英国政府于1916年通过了《保卫王国法》第40B条，出台了紧急限制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国内的毒品管制。这一法律将非医疗用途的毒品持有定为犯罪行为，并要求所有可卡因的处方必须由医生签发。类似的管制措施也在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实施。
《凡尔赛条约》与国际毒品管制的确立
1919年，《凡尔赛条约》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谈判提供了解决方案。条约第295条确保了《海牙公约》的生效，并将国际毒品管制的监督职能交给了新成立的国际联盟。联盟在其第一次大会上成立了鸦片和其他危险药物贩运问题咨询委员会，初期成员以垄断鸦片贸易的欧洲殖民地国家为主。
随着战后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全球范围内的毒品管制体系得以逐步建立。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际毒品管制已成为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卡利斯特所称的“持续经营的企业”。这一体系不仅涵盖了成瘾性物质的制造、贸易和分销，还建立了一个以英国为模型的进出口证书制度。大麻在这一时期也被纳入管制范围，进一步扩展了管制体系的影响力。
酒精管制的独特路径
与毒品管制不同，酒精在战前同样是国际关注的议题，但它并未像毒品一样成为全球性公约的焦点。战争并没有导致类似的国际协议产生，而仅在一些特定的地区，如非洲殖民地，设立了局部管制体系。
然而，战争对国家层面的酒精管制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和美国在应对战争期间酒精消费的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英国，劳埃德·乔治担任军需大臣时，利用酒精问题引发了国家对饮品贸易的中央监管。他甚至考虑将酒精贸易国有化，尽管这一设想并未成为现实，但在1915年，成立了一个中央控制委员会（CCB），该委员会的目标是加强对酒精消费的管控。
随着战争的推进，CCB获得了更大的权力，不仅限于控制酒精消费时间，还通过法律限制酒吧和俱乐部的营业时间。酒吧在特定时段的关闭以及对军人“请客”行为的禁止，成为了当时政府管控酒精消费的重要措施。此时，国家控制的食堂和酒吧开始在一些重要军事区设置，并引入了“无利可图的管理”模式，即酒吧不再以盈利为目的，而由国家进行管理。
这些措施显著减少了酒精相关的社会问题。到20世纪20年代初，英国的烈酒消费量已经减少了一半，啤酒消费也有所下降。因醉酒而被定罪的人数也大幅下降，从战前的13万多人降至不足3万。
然而，战争期间的酒精管制措施并未在战后长期延续。尽管有一些战时措施保留至1920年代，但整体上，英国政府逐步放弃了战时的严格管制体系。
美国禁酒令与国际禁酒浪潮
在美国，战争期间的限制导致了1920年颁布的全国禁酒令，虽然该制度持续了不到十年，但它对美国饮酒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禁酒令并非因“失败”而结束，而是由于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利益变化，使得曾支持禁酒令的工业和商业利益集团不再支持这一政策。
美国的禁酒令成为了全球禁酒浪潮中的标志性案例，其他国家如冰岛、芬兰、加拿大和俄罗斯也相继实施了类似的禁酒措施。但这一禁酒潮最终未能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部分国家，如法国，由于葡萄酒业的利益，坚决反对国际禁酒运动。
结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长远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疑是推动酒精和毒品管制发生深刻变革的关键因素。它不仅改变了国际药物管制的格局，还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有关酒精消费的新思考。尽管禁酒潮未能持续，但它为后来的禁酒政策、毒品管制和酒精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到今天，英国政府依然在处理酒精消费和公共卫生问题时借鉴了当年的经验，尽管形式有所不同。例如，《公共卫生责任协议》便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当时CCB的政策，试图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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